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贝格富配资,三野参谋长袁仲贤,接到了中央的一纸调令。
不是去前线,也不是去戍边,而是让他立马进京,去干一件他这辈子都没碰过的事–外交。
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兵团级干部,为啥突然被调去“耍笔杆子”?
01
1949年10月,南京。庆祝的锣鼓声好像还在耳边响,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、南京警备区司令的袁仲贤,就被刘伯承叫了过去。
刘伯承递给他一份中央的调令,上面的字,袁仲贤是越看越糊涂。调令上清清楚楚,要调他进京,去外交部报到,从事外交工作。
这一下可把袁仲贤给难住了。他,袁仲贤,湖南长沙人,1921年就入团了,介绍人还是毛主席。这大半辈子,从北伐到长征,从抗日到解放,全是在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。
你让他指挥一个兵团去打仗,他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可这“外交”是啥玩意儿?穿西装、拿酒杯、跟洋人来回扯皮,他一窍不通啊。
刘伯承看着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,也挺舍不得。可这是中央的决定,军人嘛,天职就是服从。袁仲贤自个儿心里直犯嘀咕,这中央到底是咋想的?放着好好的参谋长不当,非让他去干那个文绉绉的活儿。
其实吧,这事儿还真不是拍脑袋决定的。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,摊子铺得老大,可外交上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国民党那套旧的外交班子,咱们能用吗?肯定不能。
那人从哪儿来?中央看了一圈,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军队。要从军队里,抽调一批能打硬仗、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兵团级干部,去开辟一条新的战线。
周总理亲自在名单上圈定,袁仲贤的名字,就在最前面。为啥偏偏是他?这事儿吧,还得从几个月前长江上的那几声炮响说起。
02
时间往前倒几个月,1949年4月20号,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。
袁仲贤当时还是三野第八兵团的政委,正跟大伙儿在指挥部里开作战会议。这会儿,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进来,送来一份紧急战报。
英国一艘军舰,叫“紫石英号”,完全无视我军渡江在即、禁止外国舰船驶入的严正警告,大摇大摆地就从长江下游往上开,炮口还对准了我军阵地。
我军炮兵鸣炮示警,那艘军舰非但不听,反而率先开炮,打向我军阵地,当场就造成了官兵伤亡。
这下前线的炮兵可就火了。你都打上门来了,还能惯着你?指挥员一声令下,我军炮火立刻还击。几轮炮弹过去,就把这艘英国军舰打得搁了浅,舰长也受了重伤。
这一下,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的副司令迈登,立马带着“伴侣”号、“伦敦”号、“黑天鹅”号三艘军舰,气势汹汹地从下游冲上来,想要救走“紫石英号”,还摆开架势要报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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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呢?又被我军炮兵一顿猛捶。英国人压根没想到,这帮穿草鞋的,火力敢这么猛,打得还这么准。三艘军舰丢下大量伤亡,最后只能仓皇逃窜。
这就是“紫石英号事件”。这事儿一出,全世界都盯过来了。英国人那边炸了锅,议会里吵成一团,叫嚣着要派航母过来报复。
这新中国还没成立呢,就先跟“日不落帝国”杠上了。这事儿处理不好贝格富配资,国际上的影响可太大了。
03
炮打完了,接下来就该“打嘴仗”了。
中央的指示很明确:这事儿我们占理,但态度必须强硬,主权问题,一寸都不能让。可这谈判代表,派谁去呢?
这个人,既要有军人的胆气,能镇住英国人的傲气;又得有脑子,不能被对方绕进去。最后,这个担子,就落到了时任第八兵团政委的袁仲贤身上。
袁仲贤领了任务,立马就去跟英方代表谈判。
英国人派来的代表,一开始还摆着老牌帝国的架子,言辞傲慢。可他们很快就发现,眼前这个穿着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指挥员,可不是国民党那些见了洋人就腿软的官员。
袁仲贤往那一坐,不卑不亢。英国人提出的所有借口,比如说什么“误入”啊,“有航行自由”啊,全被他一条一条给顶了回去。
袁仲贤直接摆出事实:第一,长江是中国内河,你们军舰没经允许闯进来,就是侵犯主权。第二,你们的军舰挂着炮衣,炮口却对准我军阵地,这是什么意思?第三,你们先开炮打伤我军官兵,我们是被迫还击。
这谈判来来回回搞了三个月,英国人是软的硬的都试过了,愣是在袁仲贤这儿占不到半点便宜。
谈判桌上不见硝烟,但那股子压力,比真刀真枪还熬人。袁仲贤是寸步不让,死死咬住“英方必须道歉”这个底线。
最后,英国人是彻底没辙了。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,让中央高层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袁仲贤身上的另一种本事–这人不光能打仗,还能谈判,而且能打赢“嘴仗”。
这不就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最需要的人才吗?所以说啊,周总理在挑人的时候,第一个就想到了他。
04
就这样,袁仲贤带着一脑门子官司,从南京到了北京,跟其他几十个要“转行”的将军们一起,进了外交部的“速成班”。
这帮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,这下可算碰上了难题。让他们冲锋陷阵没问题,可这学穿西装、学用刀叉、学跳交际舞,简直比打仗还难受。
没多久,毛主席要接见他们这批“将军外交官”。
袁仲贤一见到毛主席,还真是老乡见老乡。他俩1921年分开后,就只在延安匆匆见过一面,这一晃都快三十年了。
聊着聊着,袁仲贤还是没忍住,壮着胆子跟毛主席“交底”了。他觉得自个儿还是适合在部队,这外交工作礼节太多,条条框框的,他实在是干不来。
他还出了个主意,说国民党那边不是留下了很多旧外交官吗?他们对这套轻车熟路,不如改造改造,让他们去干。
毛主席一听就乐了,摆了摆手。毛主席说,新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,外交工作更是要“另起炉灶”,不能用国民党那套旧的。我们要有自己的外交风格,要派自己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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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军们学拿刀叉,比学端枪还费劲,但这是新战场,不下也得下。
毛主席看出了这帮将军的顾虑,就用特别风趣的大白话给他们解压。
毛主席风趣地表示,他也知道大家不适应。别说吃西餐了,他自己连那种高档的软床都睡不惯,一躺上去人就陷进去了,翻个身都费劲,简直是活受罪。
这话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,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没了。
紧接着,毛主席话锋一转,语气里带着勉励。他说,虽然不适应,但这是你们的工作。这是新的战场,也必须打赢。要是做不好,那可是要受批评的!
这番话,彻底把袁仲贤的包袱给卸下来了。他明白了,这是中央的信任,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不就是换个战场嘛,干!
05
1950年9月,袁仲贤被正式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印度大使。
这可是个重任。印度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,这个头炮打得响不响,关系重大。
袁仲贤到了印度新德里,大使馆刚开馆不久,他就决定搞个大的–办一场盛大的国庆招待会。
这在当时可是个新事物,没经验。但袁仲贤拿出了打仗的劲头,把所有细节都抠了一遍。最后,他直接邀请了印度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。这规模,在当时的新德里外交圈里都算得上是“大手笔”。
招待会那天,更让袁仲贤没想到的是,印度总理尼赫鲁不仅自己来了,还把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也给带过来了。这在外交礼节上,算是给足了面子。
袁仲贤在印度的这几年,那是真没闲着。他用军人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,加上湖南人的那股子灵泛劲儿,迅速在印度打开了局面。
他积极地同印度各界接触,宣传新中国的政策,消除误解。正是因为他这几年的辛勤工作,中印两国的关系迅速升温,为两国总理实现互访、共同倡导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到了1956年,袁仲贤因为工作成绩突出,被调回国内,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。
这一下,他算是真正成了外交部长周总理的得力助手。从一个满身硝烟的将军,到一个成熟稳健的外交部副部长,袁仲贤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,就完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转型。
但大伙儿都没想到的是,命运给这位将军外交官的时间,实在是太少了。
常年的征战,加上转行后高强度的外交工作,早就把袁仲贤的身体给拖垮了。他积劳成疾,身患绝症。
1957年2月16日,袁仲贤在北京病逝,年仅53岁。
一个刚刚在外交战场上打开局面的猛将,就这样英年早逝。
袁仲贤这辈子,从战场打到谈判桌,枪林弹雨没能让他倒下,最后却累倒在了外交岗位上。他病逝后,周总理非常痛惜,亲自主持治丧委员会。在袁仲贤出殡那天,周总理还亲自为他执绋起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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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将军,没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,却在新的战线上燃尽了自己。53岁贝格富配资,实在是太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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