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贝格富配资，三野参谋长袁仲贤，接到了中央的一纸调令。
不是去前线，也不是去戍边，而是让他立马进京，去干一件他这辈子都没碰过的事–外交。
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兵团级干部，为啥突然被调去“耍笔杆子”？
01
1949年10月，南京。庆祝的锣鼓声好像还在耳边响，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、南京警备区司令的袁仲贤，就被刘伯承叫了过去。
刘伯承递给他一份中央的调令，上面的字，袁仲贤是越看越糊涂。调令上清清楚楚，要调他进京，去外交部报到，从事外交工作。
这一下可把袁仲贤给难住了。他，袁仲贤，湖南长沙人，1921年就入团了，介绍人还是毛主席。这大半辈子，从北伐到长征，从抗日到解放，全是在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。
你让他指挥一个兵团去打仗，他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可这“外交”是啥玩意儿？穿西装、拿酒杯、跟洋人来回扯皮，他一窍不通啊。
刘伯承看着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，也挺舍不得。可这是中央的决定，军人嘛，天职就是服从。袁仲贤自个儿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中央到底是咋想的？放着好好的参谋长不当，非让他去干那个文绉绉的活儿。
其实吧，这事儿还真不是拍脑袋决定的。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，摊子铺得老大，可外交上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国民党那套旧的外交班子，咱们能用吗？肯定不能。
那人从哪儿来？中央看了一圈，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军队。要从军队里，抽调一批能打硬仗、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兵团级干部，去开辟一条新的战线。
周总理亲自在名单上圈定，袁仲贤的名字，就在最前面。为啥偏偏是他？这事儿吧，还得从几个月前长江上的那几声炮响说起。
02
时间往前倒几个月，1949年4月20号，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。
袁仲贤当时还是三野第八兵团的政委，正跟大伙儿在指挥部里开作战会议。这会儿，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进来，送来一份紧急战报。
英国一艘军舰，叫“紫石英号”，完全无视我军渡江在即、禁止外国舰船驶入的严正警告，大摇大摆地就从长江下游往上开，炮口还对准了我军阵地。
我军炮兵鸣炮示警，那艘军舰非但不听，反而率先开炮，打向我军阵地，当场就造成了官兵伤亡。
这下前线的炮兵可就火了。你都打上门来了，还能惯着你？指挥员一声令下，我军炮火立刻还击。几轮炮弹过去，就把这艘英国军舰打得搁了浅，舰长也受了重伤。
这一下，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的副司令迈登，立马带着“伴侣”号、“伦敦”号、“黑天鹅”号三艘军舰，气势汹汹地从下游冲上来，想要救走“紫石英号”，还摆开架势要报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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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呢？又被我军炮兵一顿猛捶。英国人压根没想到，这帮穿草鞋的，火力敢这么猛，打得还这么准。三艘军舰丢下大量伤亡，最后只能仓皇逃窜。
这就是“紫石英号事件”。这事儿一出，全世界都盯过来了。英国人那边炸了锅，议会里吵成一团，叫嚣着要派航母过来报复。
这新中国还没成立呢，就先跟“日不落帝国”杠上了。这事儿处理不好贝格富配资，国际上的影响可太大了。
03
炮打完了，接下来就该“打嘴仗”了。
中央的指示很明确：这事儿我们占理，但态度必须强硬，主权问题，一寸都不能让。可这谈判代表，派谁去呢？
这个人，既要有军人的胆气，能镇住英国人的傲气；又得有脑子，不能被对方绕进去。最后，这个担子，就落到了时任第八兵团政委的袁仲贤身上。
袁仲贤领了任务，立马就去跟英方代表谈判。
英国人派来的代表，一开始还摆着老牌帝国的架子，言辞傲慢。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眼前这个穿着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指挥员，可不是国民党那些见了洋人就腿软的官员。
袁仲贤往那一坐，不卑不亢。英国人提出的所有借口，比如说什么“误入”啊，“有航行自由”啊，全被他一条一条给顶了回去。
袁仲贤直接摆出事实：第一，长江是中国内河，你们军舰没经允许闯进来，就是侵犯主权。第二，你们的军舰挂着炮衣，炮口却对准我军阵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三，你们先开炮打伤我军官兵，我们是被迫还击。
这谈判来来回回搞了三个月，英国人是软的硬的都试过了，愣是在袁仲贤这儿占不到半点便宜。
谈判桌上不见硝烟，但那股子压力，比真刀真枪还熬人。袁仲贤是寸步不让，死死咬住“英方必须道歉”这个底线。
最后，英国人是彻底没辙了。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，让中央高层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袁仲贤身上的另一种本事–这人不光能打仗，还能谈判，而且能打赢“嘴仗”。
这不就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最需要的人才吗？所以说啊，周总理在挑人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想到了他。
04
就这样，袁仲贤带着一脑门子官司，从南京到了北京，跟其他几十个要“转行”的将军们一起，进了外交部的“速成班”。
这帮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，这下可算碰上了难题。让他们冲锋陷阵没问题，可这学穿西装、学用刀叉、学跳交际舞，简直比打仗还难受。
没多久，毛主席要接见他们这批“将军外交官”。
袁仲贤一见到毛主席，还真是老乡见老乡。他俩1921年分开后，就只在延安匆匆见过一面，这一晃都快三十年了。
聊着聊着，袁仲贤还是没忍住，壮着胆子跟毛主席“交底”了。他觉得自个儿还是适合在部队，这外交工作礼节太多，条条框框的，他实在是干不来。
他还出了个主意，说国民党那边不是留下了很多旧外交官吗？他们对这套轻车熟路，不如改造改造，让他们去干。
毛主席一听就乐了，摆了摆手。毛主席说，新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，外交工作更是要“另起炉灶”，不能用国民党那套旧的。我们要有自己的外交风格，要派自己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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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军们学拿刀叉，比学端枪还费劲，但这是新战场，不下也得下。
毛主席看出了这帮将军的顾虑，就用特别风趣的大白话给他们解压。
毛主席风趣地表示，他也知道大家不适应。别说吃西餐了，他自己连那种高档的软床都睡不惯，一躺上去人就陷进去了，翻个身都费劲，简直是活受罪。
这话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，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没了。
紧接着，毛主席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着勉励。他说，虽然不适应，但这是你们的工作。这是新的战场，也必须打赢。要是做不好，那可是要受批评的！
这番话，彻底把袁仲贤的包袱给卸下来了。他明白了，这是中央的信任，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不就是换个战场嘛，干！
05
1950年9月，袁仲贤被正式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印度大使。
这可是个重任。印度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，这个头炮打得响不响，关系重大。
袁仲贤到了印度新德里，大使馆刚开馆不久，他就决定搞个大的–办一场盛大的国庆招待会。
这在当时可是个新事物，没经验。但袁仲贤拿出了打仗的劲头，把所有细节都抠了一遍。最后，他直接邀请了印度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。这规模，在当时的新德里外交圈里都算得上是“大手笔”。
招待会那天，更让袁仲贤没想到的是，印度总理尼赫鲁不仅自己来了，还把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也给带过来了。这在外交礼节上，算是给足了面子。
袁仲贤在印度的这几年，那是真没闲着。他用军人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加上湖南人的那股子灵泛劲儿，迅速在印度打开了局面。
他积极地同印度各界接触，宣传新中国的政策，消除误解。正是因为他这几年的辛勤工作，中印两国的关系迅速升温，为两国总理实现互访、共同倡导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到了1956年，袁仲贤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被调回国内，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。
这一下，他算是真正成了外交部长周总理的得力助手。从一个满身硝烟的将军，到一个成熟稳健的外交部副部长，袁仲贤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，就完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转型。
但大伙儿都没想到的是，命运给这位将军外交官的时间，实在是太少了。
常年的征战，加上转行后高强度的外交工作，早就把袁仲贤的身体给拖垮了。他积劳成疾，身患绝症。
1957年2月16日，袁仲贤在北京病逝，年仅53岁。
一个刚刚在外交战场上打开局面的猛将，就这样英年早逝。
袁仲贤这辈子，从战场打到谈判桌，枪林弹雨没能让他倒下，最后却累倒在了外交岗位上。他病逝后，周总理非常痛惜，亲自主持治丧委员会。在袁仲贤出殡那天，周总理还亲自为他执绋起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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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将军，没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却在新的战线上燃尽了自己。53岁贝格富配资，实在是太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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